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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如何看病？是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必须正视其中存在的困难与挑战，尤其是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医疗鸿沟。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平衡，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实现兼顾，依然是未来改革中需要深入探讨的核心议题。
01
新制度起点
（1949-1958）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社会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医疗卫生问题。根据1949年的统计数据，全国人均寿命仅为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0%，传染病如天花、疟疾和霍乱广泛流行。与此同时，执业（助理）医师数总计36.3万，每千人口仅为0.67，且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医疗资源几乎为零。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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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央政府迅速将医疗卫生事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并于1952年发布了《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正式确立了公费医疗制度。该制度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持，主要面向城市居民，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例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各大医院纷纷设立“公费医疗门诊部”，为符合条件的人群提供免费诊疗服务。
与此同时，针对广大农村地区，政府开始试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55年，山西省高平县率先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站，通过农民集体筹资并结合国家补贴，为村民提供低成本甚至免费的基础医疗服务。这一模式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尤其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农村合作医疗逐步成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左至到依次为：1955年米山乡联合保健站原址、山乡联合保健站创始人毕维忠、1960年米山保健站获得国务院奖状
然而，这一时期的政策实施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经济条件限制，许多地方的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来源不稳定，加上缺乏专业人才和技术设备，导致实际效果参差不齐。例如，在一些偏远山区，合作医疗站甚至连最基本的药品都难以保障，更不用说开展复杂手术或慢性病管理。
于是，“赤脚医生”应运而生，这是新中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之一。所谓“赤脚医生”，指的是那些半农半医的基层医务人员，他们通常来自当地农村，经过短期培训后，便承担起预防接种、妇幼保健、常见病诊治等基础医疗工作。根据统计，到1970年代末，全国共有超过150万名赤脚医生活跃在农村一线，约占当时全国医务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虽然赤脚医生的选拔标准相对宽松，但培训内容却十分严格。以江苏省为例，当地政府组织了一套完整的培训课程，涵盖了基础医学知识、急救技能、中医药应用等内容。同时，培训特别强调实践操作能力，要求学员掌握针灸、草药采集等传统中医技术。这种因地制宜的培训方式不仅有效提升了赤脚医生的专业水平，也大大降低了培训成本。
除了赤脚医生制度外，全国范围内的三级医疗卫生网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根据规划，每个县都应设立一所综合性医院（即县医院），负责处理较为复杂的病例；每个乡镇则需配备一所卫生院，作为连接县医院与村卫生室的桥梁；而在最基层的村庄，则设有卫生室，由赤脚医生驻点提供服务。这种层次分明的网络结构有效提升了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
然而，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一时期的医疗体系也暴露出了一些结构性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一是资源倾斜，因经济条件有限，国家优先保障城市的医疗需求，导致农村地区的医疗设备简陋、药品短缺、专业人才匮乏；二是技术落后，赤脚医生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其诊疗水平有限，难以应对更为复杂的疾病。
这一阶段的新中国医疗体系深受苏联影响，两者都强调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苏联通过强制性的全民医保体系，为全体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而中国则采取了更具灵活性的方式，即城市实行公费医疗，农村推行合作医疗。然而，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的医疗体系并未完全实现全民覆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仍存在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
02
特殊时期的停滞
（1966-1978）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对中国的医疗体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一时期，各地的医疗机构和科研单位都遭遇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的冲击，医院和卫生防疫站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摧毁，技术资料和设备被破坏，许多医院领导和专业医生被视为“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继而被批斗或下放。更有大量医务人员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导致城市医疗资源严重短缺，严重影响了医疗卫生服务的正常运作。
各省的医疗系统也遭受了全面摧残。例如，辽宁省的医疗机构被拆散并搬迁，2000多名医务人员被下放到偏远山区。湖北省的卫生系统也受到严重冲击，许多防疫和保健机构被撤销，医学科研工作几乎停滞。天津市和山东省的医疗机构经历了大规模的拆并，医疗水平出现了倒退。在河南省，许多医疗单位被强行撤销或合并，医学专家遭到批斗。全国范围内，医疗服务质量显著下降。
与此同时，政府将大量城市医疗资源下放到农村。虽然这一举措是出于政治动员的需要，但并未考虑实际的医疗需求，导致医疗服务能力的整体下降。而下放的医务人员常常缺乏有效的工作条件，医疗技术难以充分发挥，甚至被迫参与生产劳动，导致大量医疗资源被浪费。
不过，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文革”时期党和政府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也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之间医疗水平的差距。1966年发布的“六二六”指示吹响了城市巡回医疗队送医下乡的号角，又动员了前所未有规模的医疗人员。
具体来看，北京市在“文革”初期，派遣了3000多名首都医务人员到周边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北京各县区的96.95%人民公社均有了来自城市的医疗队。到1977年，四川省县以下的国家医疗卫生人员占全省卫生部门人员总数的64.7%。在山东省，“文革”期间，前后组织了8000多名城市医疗卫生人员前往各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每年都有大量医务人员赴农村“送医下乡”。总体而言，这些举措在当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同时也为中国农村培养了大量现代医疗卫生的“后备军”。
50年代初，党和政府就提出要为农村培养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选拔培养的对象主要为工农子弟、高小毕业生、乡村教师、农村助产婆等。伴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在当时遍地开花与“六二六”指示的发布，各地农村合作医疗卫生站对赤脚医生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合作医疗的广泛普及与赤脚医生数量的大发展形成了一种协同耦合的发展关系。因此，伴随着全国合作医疗机构数量的迅猛增加，全国赤脚医生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到1976年，全国农村赤脚医生的总人数已发展到1802093人，是1970年的1.48倍。
1970—1976年中国乡村赤脚医生人数
计划经济下的医疗体系虽然具有一定的普惠性，但也潜藏着诸多深层次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平均主义”往往忽视了个体需求的多样性，容易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例如，在某些富裕地区，由于医疗资源过度集中，许多先进设备长期闲置，而贫困地区连最基本的急救设施都无法配备。此外，医疗卫生的所有制结构非常单一，这种状态无法长期持续也不利于全社会人民的福利。
激励机制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医务人员的薪酬与绩效脱钩，使得他们的积极性和服务质量大打折扣。以某省人民医院为例，该院多名医生反映，由于收入固定，他们宁愿选择轻松的门诊工作，而不愿承担风险较高的手术任务。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的医疗体系存在着行政指令僵化、激励机制缺失、资金压力巨大、可持续性差等诸多问题。其中，行政指令的僵化主要表现为医疗资源配置完全依赖政府指令，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导致效率低下；资金压力巨大方面，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试图用有限资源满足全民需求，注定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可持续性差则是因为此类浩荡的下乡活动所包含的政治色彩过浓，短时间内农村医疗资源问题可以得到快速解决，但城市医疗水平遭到重创，顾此失彼式的解决方案注定无法长远。以上这些问题为后来城乡医疗差距的扩大埋下了隐患，也成为改革开放后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背景。
03
中美医疗模式的反差
同一时期，美国的医疗体系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1950-60年代，美国的医疗行业以私营为主导，保险公司占据重要地位，而政府仅负责少数特定人群（如退伍军人和老年人）。直到1965年，美国才通过立法设立Medicare和Medicaid，为65岁以上老人和低收入家庭提供基本医疗保险。
这种“市场主导”的模式虽然能够激发创新活力，但也带来了高昂的医疗成本和严重的覆盖率不足问题。据统计，1960年代末期，美国约有20%的人口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这与中国当时的“政府包揽”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是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都在各自的环境中展现了优劣并存的特点。中国模式的优势在于短期内实现了大规模覆盖，但长期来看却难以持续；美国模式虽然鼓励竞争和技术创新，却牺牲了公平性，使大量弱势群体陷入困境。
04
小结
1949年至1978年，中国医疗体系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奠基。通过公费医疗、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制度以及三级医疗网络的建设，国家初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这一阶段的探索虽在资源极度有限的情况下实现了医疗普及，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城乡医疗资源分配失衡、财政负担沉重、激励机制缺失等。这些问题不仅成为后续改革的重要动因，也为后来医疗体制的转型埋下了伏笔。
对于医药行业而言，这一时期的医疗体系同样意义深远。政府主导下的药品生产与分配虽然导致行业高度垄断、创新动力不足，但也为国产医药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望这段历史，中国医疗体系的变迁不仅是制度层面的更迭，更是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交织的结果。我们也必须正视其中存在的困难与挑战，尤其是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医疗鸿沟。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重要篇章，也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一次独特尝试。然而，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平衡，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实现兼顾，依然是未来改革中需要深入探讨的核心议题。
这仅仅是故事的开端。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将继续剖析不同历史时期医疗体制的演变，揭示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与深远影响。敬请期待！
研究：赵 宇
文字：马小雨
编辑：莫 鑫
审核：莫小城
（本文主要参考于《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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